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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禄-与“花儿”结缘一生

发布时间:2017-10-16    来源:临夏文联网    浏览

朱仲禄-与“花儿”结缘一生

董克义

认识朱仲禄先生是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考察活动中。那是2006年的7月,在兰州举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一届花儿国际学术研讨会”安排了到青海考察“花儿”和民间音乐的活动,7月21日,与会人员从甘肃临夏经青海循化到达西宁市,入住宾馆进行简单的洗漱后,我跟随著名“花儿”学者王沛和郭正清先生去拜访中国泰斗级的著名“花儿”艺术家朱仲禄先生。

王沛和郭正清先生与朱仲禄先生显然是老熟人了,打的径直去他家,按响门铃,开门迎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但透着刚毅、智慧气质的老人,这无疑便是朱仲禄老先生了。走进去一阵介绍、寒暄落座后,他的老伴热情的给我们泡上了三炮台盖碗茶,老熟人相见,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乘隙我目光环视,惊讶不已,因为极普通的三居室和简朴的家具陈设,怎么和大名鼎鼎的西北“花儿”王、中国泰斗级的著名“花儿”艺术家对等不起来。朱老当时已84岁高龄,但精神状态很好,思路敏捷,谈笑风生,谈起往事滔滔不绝。我十分有幸认识了这位“花儿”泰斗,聆听了他对“花儿”的卓识,目睹了他的风采,还有幸同他合影留念。

朱仲禄先生与“花儿”结缘一生。他出生、成长于“花儿”的故乡,从小受到“花儿”的滋养、熏陶并钟爱一生。在他漫长坎坷的人生中,“花儿”成为他的心灵寄托和精神追求,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生命投入到“花儿”艺术中,不懈地传唱“花儿”、挖掘整理“花儿”、创作研究“花儿”、传授传承“花儿”,从而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对“花儿”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被誉为“西北花儿王”当之无愧,他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民歌杰出传承人”称号当之无愧。

朱仲禄,出生于“花儿”的故乡,在“花儿”的滋养、熏陶下长大。他的祖籍是甘肃省临夏县北塬朱家墩,祖父朱成林13岁时在清同治年间的战乱中逃亡到青海同仁,被保安堡永安村的一个姓费的好心人家收留,成年后主人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了朱成林,从此朱家便定居于此。1922年2月22日,朱仲禄出生于那里,就是今天的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永安村。这是一个有着浓厚“花儿”氛围的村庄,流行河州型“花儿”,村里男女老少都喜欢唱“花儿”,也不乏优秀“花儿”歌手。朱仲禄的父亲朱瑞便是当地有名的“唱把式”,朱仲禄从小跟随父亲接触了“花儿”,对“花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端教给朱仲禄的第一首“花儿”就是《河州大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在永安村还有一个唱“花儿”的高手,被当地百姓尊称“百歌阿爷”,他不但嗓子好,会唱的“花儿”曲令多,而且百无禁忌,朱仲禄跟他学会了很多的“花儿”曲令,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花儿的尕连手》(又称《保安令》)。还有一个民间艺人叫瞎佛保,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以四处游唱为生,朱仲禄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汉、藏、回族的民间小调、宴席曲、贤孝等民间音乐。生活在浓“花儿”氛围的环境中,跟着这些民间艺人,有着很高音乐天赋的他,唱“花儿”的水平迅速提高,少年时,就成为名扬四乡八里的“花儿”把式。有一个故事便是例证:

据张君仁先生著《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记载,有一年的春天,八九岁的朱仲禄刚从山上拾粪下来,田间里此起彼伏的“花儿”声使他按捺不住冲动,在渠沿上放开他稚嫩的童声唱了起来:

正是五月夏晴天,马莲花开在路边;

青苗地里的白牡丹,耀坏了过路的少年。

一位女歌手一看是个小男孩,觉得蛮有意思,便以调笑的口气唱到:

不满一岁的尕骡娃,不知道阿么个跑法;

一肘大的些憨娃娃,你是谁家的奶尕?

朱仲禄一听不服气,随即回敬道:

白杨的咪咪吹唢呐,赛过了皇上的喇叭;

你把我当憨娃娃,我你的墙头上跑马。

二人你来我往七八个回合未分胜负而作罢。

朱仲禄在青少年时代不仅已成为当地有名的“花儿”唱把式”,而且那时起他自觉不自觉的开始收集“花儿”。1933年,十一岁的他进入当地私塾读书,当他能以文字记事的时候,用心收集记录了600多首“花儿”唱词,抄录为四本《少年薄》,这在那个时候、那个年龄段是相当难得的。十五岁时他转入同仁县办学堂学习,开始接触音乐知识。十九岁时他考入当时青海省最高学府西北昆仑中学,在这里受到音乐教官、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的指导,具备了基本的音乐知识,开始创作“花儿”作品。当时学校每有联欢活动,他演唱的“花儿”最受欢迎,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朱仲禄先生与“花儿”确实有缘,连他的爱情、婚姻也是由“花儿”牵线而成的。1942年的一天清早,20岁的朱仲禄,散步在隆务河边,看见一个回族少女背着木桶来河对面的水泉边取水。远远望去,那姑娘的身段和面庞都很好看,朱仲禄的心动了,便漫起“花儿”试探性的表达爱慕之情,不料想那姑娘也唱起甜美的“花儿”作答,一问一答,一唱一和,他们在“花儿”的牵线下相识、相爱,最后结成恩爱夫妻。这姑娘名叫白存女,汉族,因母亲改嫁回族,所以随母亲信仰伊斯兰教,她的回族名字叫索菲亚。

朱仲禄先生人生的辉煌与坎坷和“花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41年,朱仲禄为了养家,从西北昆仑中学报名到“青海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分配到国民党同仁县党部工作,不久受排挤免职,到昆仑中学分部工作,先后任人事管理员、人事组长、分校主任等职。就是这段经历,给朱仲禄以后的人生埋下了坎坷的伏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朱仲禄报名考入中国人民革命大学三分部(今西北民族大学前身),简称“革大三部”,学校设在兰州市“邓家花园”,这是一个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速成学校。在此上学期间曾为兰州人民广播电台演唱“花儿”,被录音播出,给他极大地震动和激励。1950年8月,“革大三部”的毕业晚会上,朱仲禄演唱的“花儿”迎得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听众中有来自西安的“西北文协采风团”,其中的音乐家关鹤岩老师慧眼识才,发现了朱仲禄的音乐天赋。晚会结束后,关鹤岩一行在朱仲禄的配合下,对他演唱的“花儿”及其它民间歌曲进行了大量的挖掘记谱,著名的《河州大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就是在这次合作中首次记录成谱。采风结束后,爱惜人才的关鹤岩征求学校和本人同意后,带朱仲禄到古城西安进行音乐专业的培训,从此,朱仲禄开始了他的专业歌唱生涯。

朱仲禄巧遇伯乐到西安,迎来了他人生和事业的春天。1950年秋天,西北文代会在西安召开,朱仲禄作为青海省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在会上演唱了“花儿”。大会闭幕宴会上,朱仲禄和藏族歌手多吉卓玛在西北文艺界领导人柯仲平的带领下,向彭德怀将军敬酒献歌,这让他激动万分。同年十月,朱仲禄作为西北文艺参观团成员,前往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在先农坛举行的“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面向北京十万观众演唱了《毛主席好比亲爹娘》《反动派完蛋了》等新编“花儿”,第一次将“花儿”唱到了首都北京。1952年,为电影《太阳照亮红石沟》配唱了三首“花儿”,使“花儿”第一次走上了银幕。1953年,朱仲禄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演唱了《河州大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这首“花儿”被推选为优秀节目,在中南海礼堂向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次经历让他永世难忘。同年,中国唱片社灌制出版了他演唱的《河州大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宴席曲《尕老汉》,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张“花儿”唱片。同年,他接受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吕骥先生的邀请,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花儿”,第一次将“花儿”带进了高等音乐学府。这年8月,他被调入西北文工团做专业歌唱演员。1954年,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编选的《花儿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花儿”集,共收入“花儿”唱词800余首,“花儿”曲令简谱60余首,以及8000余字的论文《花儿介绍》,开创了我国“花儿”搜集与研究的新开端。

1955年,朱仲禄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供职的经历,让他正得意的人生经历了第一次坎坷。这年在全国进行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投入监狱,关押审查。好在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激和偏差,朱仲禄结束了将近一年牢狱生活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他,更加积极地学习、演唱、创作和工作。1956年春,为参加北京“聂耳音乐周”演出,朱仲禄与作曲家刘烽合作,创作了以西北民歌为素材的大合唱《下四川》获得成功。同年夏天,为迎接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朱仲禄和作曲家吕冰、舞蹈编导章新民联袂创作了后来誉满神州、蜚声海内外的“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创作中,朱仲禄提供了音乐、舞蹈、服装、道具的全部素材。同年8月,《花儿与少年》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演出,把“花儿”推向了全世界。《花儿与少年》问世60多年来,一直盛演不衰,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精品。之后,他走南闯北,进行“花儿”的演唱、创作、录音、教学,把“花儿”传唱到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59年,他还受中国声乐研究所所长林俊卿邀请,赴上海作了为期半年的“花儿”唱法研究和教学,当时在这里学习的著名歌唱家胡松华、董振厚、白秉权等从师他学习“花儿”演唱。1963年,他从西北歌舞团调到甘肃省民族歌舞团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千千万万人身上。朱仲禄自然无法幸免,原有的“历史问题”又加上“花儿”“毒草王”、“文艺黑线”等莫须有的罪名,他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长达三年,无数次被揪斗,无数次被游街,受尽残酷的毒打、折磨和凌辱。1970年12月,朱仲禄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永安村务农,接受监督改造。他告别了生活、工作了整整7年的兰州,回到家乡,被派到距离村庄3公里外的尕玛沟,给生产队放羊,外加看护树林。他在这里,与高山、沟谷、小溪、树林、孤松、山鹰、羊群为伴,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土屋里,寂寞、孤独、惆怅地度过了整整8年的“羊倌”生活。兰州3年的“牛棚”生活和尕玛沟8年的“羊倌”生涯,是这位“花儿”艺术家人生中最黑暗、最寂寥、最无助的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抹不去的痛苦的记忆。

寒冬过去会是春,总有苦尽甘来时。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朱仲禄迎来了新生。这年7月,朱仲禄被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派人接出尕玛沟,在朋友和学生为他举办的庆祝宴席上,朱仲禄哭了,为了他在“文革”中抄家丢失的几千首“花儿”与“花儿”有关的书籍和资料,为了不堪回首的兰州3年的“牛棚”生活和尕玛沟8年的“羊倌”生涯,也为了获得的新生。7月6日,在西宁市举办的青海省首届民歌汇演大会的开幕式上,朱仲禄作为省政府特邀歌手,动情地演唱了以“金晶花令”填词的《鸟儿出笼马脱缰》,表达了12年之后重登舞台的喜悦:鸟儿出笼马脱缰,

金凤凰展开了翅膀。

党中央还给我银铃嗓,

端唱个百花齐放。随后,青海省委组织部门为他平反昭雪,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公职,安排到青海省群众艺术馆工作任创作员,并被推选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青海“花儿”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视“花儿”为生命的朱仲禄重获新生后,满腔热情的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到“花儿”艺术的演唱、创作、研究、教学与传承上。1979年10月,以特邀代表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示范性地演唱了《党中央亲手把雨露洒》。同年11月,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演唱了新编“花儿”《河州三令·党中央蓝天哈擦亮了》。1981年5月,发起创办青海西宁“凤凰山踏青花儿会”。1983年,接受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等音乐专家的访问考察,被确定为“中国民歌重点采录人”。1984年夏季和冬季,受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的邀请,先后两次到北京,在音乐研究所做“花儿”资料录音与讲学。从1982年开始,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音像出版社、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中国唱片公司等为他录制出版了《花儿之二·朱仲禄花儿演唱》、《花儿王朱仲禄演唱专辑》、《花儿王朱仲禄演唱续集》、《朱仲禄最新演唱传统花儿·尕妹给了我半个心》、《朱仲禄最新演唱传统花儿·三拳两胜喝干了》、《宴席曲》、《朱仲禄新编传统花儿·唱翻阎王殿》、《西部花儿王——朱仲禄的演唱与创作》、《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系列之二·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等磁带、CD和音乐纪实片,使“西北花儿王”声名远扬。朱仲禄先生还致力于“花儿”的教授与传承,直接指导培养出诸如甘肃的魏少文、马永华、张佩兰,青海的马俊、张存秀、张朵儿、索南孙斌等一批知名的“花儿”演唱家和歌手。

朱仲禄先生在“花儿”的研究上成果丰硕,早在1954年,西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由他编选的《花儿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花儿”集。2002年4月,他编著的《爱情花儿》一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据张君仁朱仲禄先生共发表各种“花儿”作品150多篇,其中学术性“花儿”论文30余篇,专著2本,内容涉及“花儿”的名称、历史、分类、歌词创作、编曲、演唱技巧、搜集整理、继承与创新等等。2004年6月,《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一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由朱仲禄口述一生音乐生涯、提供详实资料,由时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博士研究生张君仁完成的著作,全面、详细、深度记述了朱仲禄先生坎坷的生活和“花儿”艺术人生。2007年9月,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朱仲禄先生“中国民歌杰出传承人”称号。

2007年12月22日,朱仲禄先生走完了与“花儿”结缘的一生,在西宁逝世,享年85岁。他从八九岁开始演唱“花儿”,到去世前一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在演唱“花儿”,在他85岁的生命历程中,从事“花儿”演唱、创作、研究和传承长达七十多年,把自己一生全部的心血和生命献给了钟爱的“花儿”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逝世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所致唁电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下面把这段唁电抄录于后,算是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也算是对一代歌王朱仲禄先生的缅怀:

“先生是中国花儿著名的歌唱家,先生一生探求中国花儿真谛,为花儿的收集、研究、编创、传承贡献卓著,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将永为中国花儿学人所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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